| 北大教授出书称孔子是“丧家狗”，“他是个堂吉诃德”。 大学者李零带你走进孔子内心，走进真实而精彩的论语世界。孔子不是圣，只是人，一个出身卑贱，却以古代贵族（真君子）为立身标准的人；一个好古敏求，学而不厌、诲人不倦，传递古代文化，教人阅读经典的人；一个有道德学问，却无权无势，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；一个四处游说，替统治者操心，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；一个古道热肠，梦想恢复周公之治，安定天下百姓的人。他很牺惶，也很无奈，唇焦口燥，颠沛流离，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。读他的书，既不捧，也不摔，恰如其分地讲，他是个堂吉诃德。
2007年度好书－－北大教授李零读《论语》：丧家狗
●终审委员
邵燕祥 著名作家
朱学勤 上海大学教授
秦 晖 清华大学教授
吴 思 《炎黄春秋》副社长
章诒和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
周其仁 北京大学教授
沈昌文 著名出版人
梁文道 凤凰卫视主持人
易中天 厦门大学教授
李 锐 著名作家
●提名委员
杜小真、李扬、张鸣、陈家琪、应星、何怀宏、朱正琳、罗新、潘涛、江晓原、刘北成、阎克文、王为松、刘兵、汪朝光、文贯中、熊卫民、熊秉元、崔卫平、王东杰、王曾瑜、苏中杰、钱满素、王本朝、杨早、郜元宝、程永新、陈村、叶南、周泽雄、吴澧、刘军宁、汪宇、盛洪、任东来等
致敬理由：
将孔子是一个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里坚持理想的人，李零的 《丧家狗——我读<论语>》是在金钱横行的时代清理理想的书，这书让我们看到独立、清醒的批判精神。
李零答谢辞
嘉宾们，朋友们，我想说几句感谢的话。
今年是戊子年，老鼠年，60年前，也是戊子年，我和我的很多朋友不约而同，来到这个世界。我们是“无名鼠辈”。
去年夏天，我在新郑，站在郑韩古城的郭东门，孔子当年站过的地方，真是感慨万千。那一年，孔子也正好60岁。他自称，这是“耳顺”之年，什么话都听得进去了。郑人说他像“丧家狗”，他一点也不生气。
最近，有人问我，“六十而耳顺”怎么讲。他说，有位研究《论语》的先生说，“耳”字多余，不该有，搬出种种证据。我说，你去看看定州八角廊的汉简本，那上面分明有这个“耳”字。
我管不了别人的嘴巴，但管得了自己的耳朵。
耳朵很重要。
最近，《丧家狗》出修订版，我把原来的图统统删去，换了一幅图，叫《累累说圣图》。“累累”就是“累累若丧家之狗”，“说圣”是以此回答他是不是圣人的问题。所有《圣迹图》，包括孔庙圣迹殿里的《圣迹图》，都有这一幅。上面的话，不是侮辱孔子。如果是，怎么会供在孔庙里面？
研究《论语》，最忌空洞、虚伪、实用。离题万里十八扯，死打烂缠，没完没了的争论，布道、说教、狂呼政治口号，我没兴趣。我只是闷头读书。
阅读原书，我尽了力。
今天是个难忘的日子。
感谢《南方周末》，感谢各位专家的推举和评价，感谢读者的理解和支持。
谢谢大家。
李零
2008年1月19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
丧家狗 序言
李零简介及自序(1)
李零简介：男，祖籍山西武乡县。1948年6月12日生于河北邢台市，从小在北京长大。中学毕业后，曾在山西和内蒙插队7年。1975年底回到北京。1977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金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。197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，师从张政烺先生作殷周铜器研究。1982年毕业，获历史学硕士学位。1982-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系西队从事考古发掘。1983-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先秦土地制度史的研究。1985年至现在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。 ■ 研究方向 教学：简帛文献与学术源流，《孙子兵法》研究，中国方术研究，《左传》，中国古代文明史，海外汉学研究，中国古代兵法。 ■ 主要专著 1、孙子古本研究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5； 2、吴孙子发微，中华书局，1997； 3、中国方术考，东方出版社，2000； 4、中国方术续考，东方出版社，2000； 5、郭店楚简校读记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2。 ■ 主要论文 代表论文： 1、旧中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8辑，1983； 2、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，《九州学刊》第3卷1期，1988； 3、式与中国古代的字符模式，《中日文化》第4期，1991； 4、马王堆房中书研究，《文史》35辑，1992； 5、楚景平王与古文字溢，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》1996。
近来，《论语》很火，孔子很热。我们村，北京大学中文系，也开了《论语》课。课分三个班，我教其中一个班。２００４年的下半年和２００５年的上半年，我花两个学期，一学期讲半部，把《论语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这部讲义，就是根据我上课的记录整理而成。借这个机会，我把《论语》系统读了一遍。受教育的，首先是我自己。所谓讲义，其实是读书笔记。
一
我的讲义，正标题是“丧家狗”，副标题是“我读《论语》”。首先，我把这个题目解释一下。
什么叫“丧家狗”？“丧家狗”是无家可归的狗，现在叫流浪狗。无家可归的，不只是狗，也有人，英文叫 ｈｏｍｅｌｅｓｓ。
读《论语》，我的感受，两个字：孤独。孔子很孤独。现在，有人请他当心理医生，其实，他自己的心病都没人医。
在这本书中，我想告诉大家，孔子并不是圣人。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，不是真孔子，只是“人造孔子”。真正的孔子，活着的孔子，既不是圣，也不是王，根本谈不上什么“内圣外王”。“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”，这是明明白白写在《论语》里面的（《述而》７.３４）。子贡说，孔子是“天纵之将圣”，当即被孔子否认（《子罕》９.６）。读我的书，你会明白，为什么孔子不接受这个荣誉，而他的学生一定要给他戴上这顶帽子。
我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。
孔子不是圣，只是人，一个出身卑贱，却以古代贵族（真君子）为立身标准的人；一个好古敏求，学而不厌、诲人不倦，传递古代文化，教人阅读经典的人；一个有道德学问，却无权无势，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；一个四处游说，替统治者操心，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；一个古道热肠，梦想恢复周公之治，安定天下百姓的人。他很惶，也很无奈，唇焦口燥，颠沛流离，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。
这才是真相。
当年，公元前４９２年，６０岁的孔子，颠颠簸簸，坐着马车，前往郑国，和他的学生走散。他独自站在郭城的东门外，等候。有个郑人跟子贡说，东门外站着个人，脑门像尧，脖子像皋陶，肩膀像子产，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，上半身倒有点圣人气象，但下半身却像丧家狗，垂头丧气。子贡把他的话一五一十告诉孔子，孔子不以为忤，反而平静地说，形象，并不重要，但说我像丧家狗，很对很对。
在这个故事里，他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。
孔子绝望于自己的祖国，徒兴浮海居夷之叹，但遍干诸侯，一无所获，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。他的晚年，年年伤心。丧子，哀麟，回死由亡，让他哭干了眼泪。他是死在自己的家中———然而，他却没有家。不管他的想法对与错，在他身上，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。
任何怀抱理想，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，都是丧家狗。
至于副标题嘛，非常简单。我的书是用我的眼光写成，不是人云亦云，我才不管什么二圣人、三圣人怎么讲，大师、小师怎么讲，只要不符合原书，对不起，我概不接受。我读《论语》，是读原典。孔子的想法是什么，要看原书。我的一切结论，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———不跟知识分子起哄，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。
读孔子的书，既不捧，也不摔，恰如其分地讲，他是个堂吉诃德。
二
其次，我想讲一下，为什么过去我不爱读《论语》，现在却卖劲儿读《论语》，而且是当做一部最重要的经典来读。
我先讲不爱读《论语》是怎么回事。
坦白地讲，我读《论语》，是重新补课。这本书，我过去读，中学就读，但不爱读，一直没下过功夫，一字一句仔细读。
当年读《论语》，我的感受是，此书杂乱无章，淡流寡水，看到后边，前边就忘了，还有很多地方，没头没尾，不知所云，除了道德教训，还是道德教训，论哲理，论文采，论，论机智，都没什么过人之处。
自序(2)
我想，如果没有心理暗示，像我小时候一样，像很多外国人一样，既没人劝我尊，也没人劝我不尊，很多人的感受，可能和我一样（不读《论语》也能直探孔子心曲的人，不在此列）。这是第一。
第二，我不爱读《论语》，还有其他一些原因，让我慢慢讲。
予生也晚。我是生于旧社会（只待过一年，没印象），长于红旗下，崔健唱的，“红旗下的蛋”。我有我的阅读背景。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、鲁，我曾通读，现在不时髦；灰皮、黄皮书，也曾泛览，现在见不着。插队下乡，北京的孩子和外地的不一样，照样有人读书。我的启蒙，是在“文革”当中，古书、杂书，看了一大堆。辛亥革命后，康有为、陈焕章的孔教会（１９１２年），我不及见；蒋介石、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（１９３４年），我没赶上；新儒家的书，几乎没读；尊孔教育，一点没有。
我不爱读《论语》，不是因为我只见过批孔，没见过尊孔。近百年来，尊孔批孔，互为因果，互为表里，经常翻烙饼。它与中国备受欺凌的挫折感和郁积心底的强国梦，有着不解之缘，既跟政治斗争有关，也跟意识形态有关，还有民族心理问题，忽而自大，忽而自卑。在我看来，这些都是拿孔子说事。“批林批孔”前，我就不爱读《论语》。
有人说，人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，往往最不了解；最不了解，也就最没发言权。这话有点道理，但也不尽然。我没尝过梨子，也知道梨是甜的；没吃过狗屎，也知道屎是臭的。更何况，尊也好，批也好，不是前提，而是结果。什么对，什么错，都得阅读原典。不读原典的胡说八道，才最没发言权。
上个世纪，一劈两半，我是后半截的人，代沟肯定存在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小时候，我跟大人听京戏、大鼓和相声，除了相声，几乎都听不下去。我总觉得，哐呔呔，哐呔呔，咿咿呀呀，长腔慢板，远不如电影吸引人。有点兴趣，那是后来的事。我的态度，回想起来，和如今的“８０后”，有程度差异，无本质不同。我看他们看不惯，我爸爸看我也看不惯。这不是大陆不大陆，台湾不台湾，而是现代化下很普遍的问题。即使欧美国家，也是早就把古典教育撇一边，二次大战后，彻底衰落。谁也别吹，自己比别人更传统。你说传统是宝贝，有些东西，处于濒危要保护，我赞成；但非要弘扬，直到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，我没兴趣。
谁要说，不读《论语》就无以为人，现在世道人心这么坏（如贪污腐化、制售假药、卖红心鸭蛋者流），都是因为不读《论语》，不敬孔子，那就过了。
其实，敬不敬孔子，这是个人爱好。不敬又怎么样？比我小一点，王朔和王小波，他们说起这位老人，就是满嘴没好词。
“五四”打倒孔家店，孔家店变古董店，有人惋惜，我理解。但南怀瑾老前辈说，孔家店是粮食店（他说道教是药店，佛教是百货商店），此店关张，我们就没饭吃，我不能苟同。
三
过去，我不爱读《论语》，还有个原因，是我不爱听人说教。人上点年纪，以为曾经沧海，就可以当道德老师，我以为是为老不尊。我一看谁说这类话，写什么人生哲学，头皮就发麻。
我总觉得，不问世道好坏，上来就说好人多，既无标准，也无统计，这种说法，极不可靠；好人活着做好事，做了好人好事，注定有好报，也是陈词滥调。事情哪有这么巧？这类善言，早就叫人讲完了，不光中国，全世界的说法都差不多。
我理解，道德和秩序，秩序更重要。比如“文革”，不是因为没道德才没秩序，而是因为没秩序才没道德。道德很脆弱，也很实际。说好就好，说坏就坏。比如，挤公共汽车，人太多，车太少，秩序大乱，谁排队，谁甭想上；火车，千里迢迢，不是一时半会儿，汽车可以让座，火车就没人让，里面的道理很简单。道德，甭管多好，社会一乱，说垮就垮，越是没道德，才越讲道德。
道德不是讲出来的。历史上，国家一治一乱，道德时好时坏，太正常。远了不说，明朝末年怎么样，清朝末年怎么样？野史笔记、旧小说还在，人和现在一般坏，甚至更坏。您别忘了，那时道德归谁管？正是孔老夫子。
现在的“孔子热”，热的不是孔子，孔子只是符号。
社会失范，道德失灵，急需代用品。就像戒烟的抽如烟，暂时过嘴瘾。有人呼吁的乡约民规或宗教道德，也都是如烟。代用品，只要能代就行，不定是哪种。比如，咱们的邻居老大哥，人家俄国，就是双头鹰、三色旗、彼得大帝、东正教。
什么人会出来吆喝，说我不讲道德？没有。什么时候，都有人吆喝道德，特别是缺德的乱世。
我还记得，“文革”前，没人卖劲儿捧孔子，也没人卖劲儿批孔子。您别以为，孔子不在，就没人讲道德，道德是孔子的专利。道德，管人的人，都好这一口，政治家爱，神学家更爱，没有孔子，照样有人讲。
比如“文革”前，我上的那个中学，就特重道德教育。为革命而学习，又红又专，一颗红心，两种准备，德育总是摆在第一。我还记得，团中央有个穿破棉袄的常来我校演讲。他很会演讲，讲得我心惊肉跳。他说，人到晚年，扪心自问，我这一辈子到底有哪些污点？你要问自己。这些污点，留在心上，永远抹不去。他还引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，大家常说，我背不下来。我心想，我的污点那么多，怎么办？心里好难受。
“文革”前，入团是大问题，既是吸引力，也是压力。
那时，大家都向团组织靠拢，交待自己的问题和罪恶。有个同学跟团支书交心，讲了自己的秘密，把团支书吓了一跳，他跟别人漏过点口风，说这个秘密太可怕。“文革”伊始，众怨所集，入不了团的人，我们班的干部子弟，开始围攻团支书，说他包庇坏人，情急无奈，他把这个秘密公布出来，写成大字报，我那位同学差点被打死。我们学校，可是个打手云集的地方。
“文革”前，我记得，团里曾派人找我谈话，非要定期谈思想，轰了几次都轰不走。我说，反正你们也没打算发展我，何必耽误工夫。他们说，你放弃组织，组织不能放弃你，你要好好读刘少奇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，端正一下自己的认识。我心想，就我，连团都入不了，还读人家党员的修养干什么，不读。
当时，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，现在也是。第一，我最不喜欢过有组织的生活，甭管什么组织；第二，也最不喜欢听人说教，甭管什么教。
“文革”前，《修养》，我没读。读是在“文革”中。没人批，还想不起读。打开一看才知道，里面还有孔孟的话。毛泽东本人，天马行空。广大党员的修养，交刘少奇讲。现在倒好，连刘主席的书都没人读了。
我讨厌道德说教，是在“文革”前，和批孔无关，但不爱听人讲道德，却是一贯。
用《论语》代《修养》，可以满足某些人的需要，但我不需要。
四
说起读古书，港台人常说，大陆人，不读古书，不重传统，除了考古，一无是处，这是中了“五四”的毒，“文革”的毒。大陆的人听了，也跟着起哄，说是呀是呀，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。台湾、香港，我去过，他们的怎么样？研究水平怎么样？我心里清楚，没必要这么吹。更何况，这条对我不适用。古书，我一直在读，现在也是靠“三古”（考古、古文字、古文献）吃饭。
今天说“五四”，我还是充满敬意。
五四运动，是启蒙运动。启蒙启蒙，启什么蒙？关键是确立西学或新学的主导地位。当时对孔子，不管说过什么过头话，都要从当时的环境来理解。中国的现代化，是揍出来的现代化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，不把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搁一边，就无法摆脱被动局面。这一步，非走不行。不走，不能迎新；不走，不能保古。更何况，孔子当圣人，他依托的科举制，这张皮都没有了，毛将焉附？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，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，有什么不好？无形中，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。
“五四”挽救了孔夫子，挽救了传统文化。我一直这么看，今天也没有变。现在，大家喜欢讲大师，他们都是怎么来的？你们不妨查一查，他们有几个是纯粹土造、原汁原味？还有，海峡那边，史语所是怎么来的？台大是怎么来的？胡适、傅斯年是什么人？蒋介石骂“五四”，胡适为什么反对？新学旧学，孰优孰劣？一切都清清楚楚。
传统中断，是危言耸听。
我记得，有一次开会，酷爱道家的陈鼓应先生发言，他说，有人说，我喜欢道家是感情用事，我就是感情用事。因为你们不知道，我在台湾，国民党天天给我们讲仁义道德，他们把我的朋友关起来，用一把小刷子刷他的生殖器（这是一种刑法）。我一看儒家的书，就想起这把小刷子。他的心情，我理解。但我想，他恨的是国民党，而不是孔夫子。
孔子只是符号。
大陆不是传统文化，台湾、香港也不是。两岸三地，彼此彼此。所谓传统文化，都是以现代化为前提，都是现代化的边角料，只有摆脱现代化的压力，才能腾出手来保一保，就像孔子说的，“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”（《学而》１.６）。过去，中国大陆的现代化，孤立无援，基础薄弱，态度最激进，水平最低下，西化不强，保古不力，乃环境使然，现在喘过一口气，不要忘乎所以。
资本主义是个全球化的体系，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这个世界，只有“主流国家”和“非主流国家”，名字叫什么，喜欢不喜欢，并不重要。“传统”（过去叫“封建”）的尾巴就算割不断，也早就不成其为“社会”。
１９８０年代，大家骂中国太传统（“太封建”也“太专制”），现在又骂中国太不传统（“太不民族”也“太不世界”），到底哪个说法对？自己抽自己耳光，到底能抽几回？两种危言耸听，都高估了传统文化。
传统就是过去，没必要当祖宗供着，不分好坏，闻之必拜，谁敢说个不字，就跟当年的“反革命”一样。
五
“文革”批孔（１９７４年），我是赶上了，但没参加。当时，“批林批孔”的主力是大学老师和工农兵学员，我，一介农夫，哪有资格？我记得，有一阵儿，陪我爸爸到北大图书馆查书，现在的那个教师阅览室，书是按儒法两家一分为二，教学是围着儒法斗争转。北大中文系、历史系和哲学系各有分工，每个系批一本书，热火朝天。
“批林批孔”，孔子不过是符号。当时的史学，都是影射史学，说话方式怪，阅读心理怪，大家特爱捕风捉影。那个年代，好端端一双塑料凉鞋，能从鞋底读出“介石过海”。孔子不是孔子，是国家领导人，第一是已经整死的刘少奇（卒于１９６９年），第二是刚刚摔死的林彪（卒于１９７１年），第三是还在位子上的周恩来（卒于１９７６年），这是当时的戏剧语言。
那时的我，已经２０多岁，读过不少古书，但对《论语》毫无兴趣，有兴趣的，恰恰是批林批孔的人。他们怎么批，我倒是记忆犹新。大家不要以为，“文革”就是不读书，特别是不读古书。其实，举国若狂读古书，特别是读《论语》，恰恰就是那一阵儿。我国的知识分子，特别是文科的知识分子，包括现在被捧为大师的知识分子，几乎全部卷入，所有古书也是翻了个底儿掉。就连银雀山汉简、马王堆帛书，它们的整理出版，也是乘了这股东风。
我的启蒙是在“文革”时期。所谓启蒙，就是不能再糊里糊涂，更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。
我崇拜知识，不崇拜知识分子。我见过的知识分子，好人有，但很多不是东西。大家千万不要以为，“文革”就是整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都是受害者。其实，“文革”当中，真正整知识分子的是谁？主要是知识分子。爬到权力巅峰的，很多也是知识分子。老百姓糊涂，是本来糊涂，知识分子糊涂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
时过境迁，我对“文革”，印象最深，不是政治的云翻雨覆，而是人心的倾侧反覆，好好一人，说变就变，非常无耻。落下的病根，或曰后遗症，今天没断。据我所知，当年的批孔干将，现在也是急先锋，只不过换了尊孔而已。他们比我年纪大，原先受过尊孔教育。
从尊孔到批孔，从批孔再到尊孔，他们是轻车熟路。
六
“文革”批孔，当然和毛泽东有直接关系。
毛泽东对《论语》背得很熟，经常在讲话中引用。他说，他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。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，他还率领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的师生员工向国旗、孔圣行三鞠躬礼。次年８月到北京，在红楼工作，受新文化运动感染，才转而批孔。他既尊过孔，也批过孔。
孔子办教育、讲学问，这方面的话，他喜欢，但他个性强，“温良恭俭让”，不喜欢。斗争环境，爱讲斗争话，他想听这种话，孔子太少。还有，他是农村来的，孔子反对学种菜种庄稼，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，他也看不起。“文革”前，他对孔子，有褒有贬，说好的时候有，说坏的时候也有，有时自相矛盾。他既讲过孔子不民主，也讲过孔子很民主。总的看起来，原先的印象并不坏，不然，他不会用《论语》中的话给女儿起名字（李敏和李讷）。
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急转直下，完全是政治原因。他是政治家。政治斗争就是政治斗争，一切以对手为转移。这是问题所在。现代的尊孔和批孔，其实是欢喜冤家，白天吵架，晚上在一个被窝里睡。
１９４２年，匡亚明劝毛泽东为孔子说点公道话。毛泽东说，重庆正在尊孔读经，还是别说，既不要批，也不要捧。
毛泽东，史学百家，独取范（文澜）、郭（沫若）。二老之中，更重郭。郭沫若，作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（１９２９年），说商周是奴隶社会；作《十批判书》和《青铜时代》（１９４５年），说孔子是革命党（秦汉之际的儒者多投身革命）。革命，难道要回到奴隶社会？两个方面，自相矛盾。郭沫若以孔子比共产党，秦始皇比蒋介石，史学著作、历史剧，到处充满暗示。
１９５４年，毛泽东还说，“孔夫子是革命党”，就是根据郭沫若。但１９５８年，轮到有人骂他是秦始皇，他就反过来了。越到后来，越讨厌孔夫子，越认同秦始皇。特别是刘少奇和林彪，都喜欢儒家，使他很生气。江青还批周恩来。郭沫若和范文澜，他本来很喜欢，但他们都是尊孔派，他就转而支持批孔派：杨荣国和赵纪彬。杨荣国，文字清通，简洁明白；赵纪彬，对《论语》下过几十年工夫，考证细密，观点犀利，更对他的胃口。新民学会，他就检讨过，自己有“以人废言”的毛病，晚年更突出。政治放大了这种毛病。
我们不要忘记，批孔是政治，不是学术。对抗格局下的思维定势，永远都是翻烙饼。翻烙饼不是学术。学术不能跟着政治跑，跟着政治对手跑。政治，好恶深，偏见生。学者要有超然独立的学术立场。
尊孔和批孔，作为学术，本来都可以讲，变成政治，就是打烂仗。解放后，尊孔代表有两位，冯友兰和梁漱溟，他们在“文革”中的表现，适成鲜明对比。冯友兰，与世俯仰，推波助澜，批孔比谁都过分，连教书育人做学问，他都批；梁漱溟，“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”，他和毛泽东吵架，挨毛泽东骂，挨周恩来骂，居然一点不记仇，晚年仍推崇毛泽东，说平生最佩服，就是此公，周恩来也是少有的完人，真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。当年，他敢说，批林批孔是政治，批林可以，批孔不同意。观点对错不谈，他老人家，前后如一，表里如一，人格非常高尚。
我佩服的是这种人，批也好，尊也好，都不能随风倒。
为什么我要读《论语》(1)
最后，我要说一下，为什么我要读《论语》，我是怎样读《论语》。
最近几年，有三个刺激，逼我重读《论语》。
第一是竹简热。１９９０年代，郭店楚简、上博楚简，都是以儒籍为主，内容涉及孔子，涉及他的主要弟子，不但和《论语》有关，也和大小戴《记》有关，为古代儒家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线索。过去研究儒家，主要是读孔、孟、荀，孔、孟之间的七十子，反而不讲，漏洞太大。我虽不同意，以儒家作中国文化的代名词，但儒家出现早，地位高，影响大，不容怀疑。我们要把这些新材料吃透，还要返回来读《论语》。此课不补，没有发言权。比如宋儒讲道统，有人说，出土发现证明了这个道统，这不是瞎说吗？孔孟之间，明明有很多人，不只子思和曾子，怎么证明的就是宋明道统？我们只要认真读古书，就会发现，古书和这些发现并无矛盾，真正有矛盾，反而是“圣化”的曲解。
第二是孔子热。现在，和１９８０年代不同。什么叫８０年代？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想不到，如今已成老宫娥坐谈开元天宝年间事。８０年代，主要气氛是痛批传统，怨天尤人骂祖宗。现在，风气陡变，传统又成香饽饽。向左转，向右转，谁都拿孔子说事（连监狱都在读《论语》）。孔子真是左右逢源。从骂祖宗到卖祖宗，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？前因后果，值得深思。美国学者史嘉柏（Ｄａｖｉｄ Ｓｃｈａｂｅｒｇ）有篇书评，是介绍西方的《论语》译本，文章的题目是《沽之哉，沽之哉》。用在我们这边，也合适。传统和孔子都在热卖之中。现在的世界，革命革伤了，革命革怕了，全都向右看齐，保守主义浪潮和复古风席卷全球。作为文化现象，我们要想弄清，孔子热的含义是什么，也要重读《论语》（它本身就是复古经典）。
第三是读经热。现在鼓吹“少儿读经”，不是读《五经》，而是读蒙学课本，也是甚嚣尘上，我是不以为然，但怎么读古书，确实是问题。现在，我在北大讲“四大经典”，《论语》是其中之一。我想认真思考一下古书的经典化，以及现在如何选经典、读经典的问题。
说实话，我读《论语》，主要是拿它当思想史。古代思想史，有很多争论，我是像看戏一样，坐在台下看，并没打算加入哪一拨。
马克思说，青年黑格尔派是“德意志意识形态”。《论语》也是中国的意识形态。
历史上捧孔子，有三种捧法，一是围绕政治（治统），这是汉儒；二是围绕道德（道统），这是宋儒；三是拿儒学当宗教（或准宗教），这是近代受洋教刺激的救世说。三种都是意识形态。我读《论语》，就是要挑战这套咒语。
我的读法是：
（１）查考词语，通读全书。按原书顺序，一字一句、一章一节、一篇一篇，细读《论语》。先参合旧注（以程树德《论语集释》为主），梳理文义，再考证疑难，把全部细节过一遍。
（２）以人物为线索，打乱原书顺序，纵读《论语》。第一是孔子，第二是孔门弟子，第三是《论语》中的其他人物。借这种考察，为各章定年，能定的定，不能定的阙如，把《论语》当孔子的传记读。
（３）以概念为线索，打乱原书顺序，横读《论语》。我把全书，归纳为若干主题，每个主题下分若干细目，按主题摘录，看这本书里，孔子的思想是什么样，与《墨子》、《老子》有什么区别。
（４）最后，是我的总结。我想思考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，用一个知识分子的心，理解另一个知识分子的心，从儒林外史读儒林内史。
孔子这本书，有不少道德格言，有些比较精彩，有些一般般。孟子说，“尽信《书》，则不如无《书》。吾于《武成》，取二三策而已矣”（《尽心下》）。
我于《论语》，也是如此。
读《论语》，要心平气和———去政治化，去道德化，去宗教化。
目的无他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孔子，特别是在这个礼坏乐崩的世界。
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５日，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
丧家狗 学而第一
孔子获罪的原因(1)
《论语》各篇都是拈篇首语题篇，即用文章开头的两个字作题目，既无深意，也不反映内容。本篇内容较杂，论学，只有六章（１.１、１.４、１.６—８、１.１４），其他，没有集中的主题，大部分章节都平淡无奇，但１.８的“无友不如己者”很有意思，历来有争论，争论比原话还有意思。大家老想保护孔夫子，但怎么也保护不好。读这段话，你可以知道，名人的苦恼在哪里。
１.１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（悦）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“子曰”，是孔子说。《论语》全书的“子曰”都是孔子说。古代子书，是以“子”称老师。如《孙子》十三篇，每篇开头多作“孙子曰”；《墨子》的《尚贤》等十篇，每篇开头也作“子墨子曰”。这样的“子”是对老师的尊称。研究《论语》，我们要知道，中国最早的老师怎么叫，学生称孔子为“子”，这个“子”是什么意思。“子”本来是贵族子弟的称呼。西周时期，贵族子弟多被称为“小子”，就连王，在神祖面前也自称“小子”。春秋时期，人们以“夫子”或“子”称呼卿大夫，即当时的贵族官僚。“夫子”是第三人称，相当他老人家。“子”是第二人称，相当您老人家。“夫子”也可简称为“子”。“夫子”和“子”都是尊称。孔子当过鲁大夫，很短，只有三年，但他的学生是用这个头衔称他们的老师。这里的“子”是“夫子”的省略。古代最初只有一门学问，即做官的学问，长官就是老师，这叫官师之学。孔子强调，读书要做官，这不是他的发明，而是官师之学的传统。“诸子”的“子”是来源于官师，称呼老师和称呼首长是一样的。“时习”，一说是“学者以时诵习之”（《集解》引王肃），即按时复习；一说是“既学而又时时习之”（《集注》），即时时复习。杨伯峻说，前说才是周秦古书的用法，后说是用后代的词义解释古书，不可取。〔１〕〔１〕杨书，１页。《国语?鲁语下》：“士朝而受业，昼而讲贯，夕而习复。”〔２〕〔２〕孙书，１页。复习是在晚上。“朋”，古人把同学、同事、同僚等同辈人叫“朋”、“友”或“朋友”，这里指同学。东周的编钟铭文，常以“父兄”（或“兄弟”）、“婚媾”、“朋友”并说，父兄（或兄弟）是血缘关系，婚媾是婚姻关系，朋友是社会关系或政治关系。这一章好像研究生入学，导师给他们训话，主要是讲学习的快乐。第一乐是个人的快乐，你们来到我的门下，听我传道，按时复习，乐在其中。第二乐是和同学在一起，你们不光自己学，还不断有人慕名而来，成为你们的同学，弦歌一堂，岂不快哉？第三乐是师门以外，别人不了解，千万别生气，因为你学习的目标，是成为君子，学习是为自己学，别人不知道，照样是君子，你有君子的快乐，内心的快乐，不也很好吗？孔子好学，把学习当快乐，认为求知的快乐比求知本身还重要（《雍也》６.２０）。这几句话，共同点是快乐。“说”即悦，是愉悦，“乐”是快乐，“不愠”也还是愉悦或快乐。
《论语》以此为第一章，很好。这一章提到“君子”，“君子”是孔子的重要概念。什么是君子？什么是小人？后面会反复提到。孔子说的君子、小人有两种含义：一种是身份，贵族和有地位的人是君子，奴隶和没有地位的人是小人；一种是道德，道德高尚的人是君子，道德低下的人是小人。君子、小人之辨，本来是血统论的概念。贵族社会的特点，就是讲血统论。“文革”初期，辩论对联，我参加过，有刻骨铭心的体会。所谓对联，是干部子弟的发明，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”。对联就是血统论。中学生起哄，上面没人管，谭立夫是大学生，也跟着瞎讲，居然为对联辩护，说“混蛋”怎么了？不过是“糊涂小子”之谓也。我写过一个传单，反对血统论，但不彻底，还是讲“有成分论—不唯成分论—重在表现”。可怜的遇罗克就死在了他的《出身论》之下。〔１〕
阶级仇，可遗传，作用之大，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，即使今天也没稀释完。“文革”后，干部的孩子还是当干部，演员的孩子还是当演员，知识分子的孩子，领导出国新潮流。最近，时光倒转，还有“贵族热”，互相比阔。我是谁？少爷。有形资产没了，比无形资产，看谁能吃会喝，精通美食。什么都拉扯上贵族，哪怕是有钱人家的厨子。“地富反坏右”，除了“坏”，什么都往自己脸上贴，官越大越好，北洋的，国民党的，伪满的，都行，最好是皇亲国戚。孔子，祖上也光荣，但本人早已平民化，吃过民间疾苦，遭过贵族白眼，这是很好的教育。他对贵族的骄奢淫逸，非常看不惯。
孔子反对血统论，不够彻底，当时不容易彻底。他的态度，也是“有成分论—不唯成分论—重在表现”。老贵族，他欣赏，奉为榜样，但他更重的还是当时怎么样，看谁更有道德，更有学问。这特别反映在他用的“君子”一词上。
孔子说的“君子”，是用旧名词装新概念。在他看来，过去的贵族，不但血统高贵，有身份地位，也有道德学问和君子风度。但当时的贵族不一样，往往只有身份地位，没有道德学问和君子风度。因此，他为“君子”赋予了新的含义，即有道德学问，却不一定有身份地位。这种人，有点像日本的浪人，是游离分子。一部分像他，出身高贵，但家道中衰，在家当老二老三，属于庶子或余子，没有继承资格；一部分是经过学习而知书达礼的乡巴佬，如子路、颜回。这种游离分子，就是孔门施教的对象，后来“士文化”的主体。
中国的贵族制度，崩溃特别早，除皇亲国戚，早就没什么像样的贵族，欧洲那样的贵族。科举制下的大富大贵之人，很多都来自穷乡僻壤。但每一时代，都有一批有身份地位没道德学问或有道德学问没身份地位的人。谁是君子？谁是小人？还是问题。
读书做官是孔夫子的理想和遗产，我不喜欢。我更喜欢没官做的孔夫子。
吴敬梓讽刺读书人，讽刺为做官读书的人。写完这类人，作为理想，小说结尾，他特意写了四个奇人，“琴”、“棋”、“书”、“画”各一位，没有一个是大富大贵之人，全是隐于市井的平民。他说，“看官！难道自今以后，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《儒林外史》的么……”，最后一位，叫荆元，奏一曲高山流水，令于老者凄然泪下，语极伤心。
这是吴敬梓笔下的“君子”。（学习的快乐）
注：〔１〕其实，《出身论》还不是直接要他命的东西。他是因这篇文章，造成北京中学三派的争论，引起中央文革注意，意外发现，他还写过一篇反对姚文元《评〈海瑞罢官〉》的文章。获罪是因这篇更早的文章。
孔子的逻辑是服从领导(1)
１.２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（欤）！”这一章，是讲孝弟为立身之本。其实，何止是立身之本，孔子认为，也是立国之本，在家当孝子和在朝当忠臣是一个道理。孝顺爸爸，就会服从领导，服从领导就不会犯上，不会犯上就不会作乱，不会作乱，天下就太平了。这是孔子的逻辑。“有子”，是孔门的再传弟子尊称有若。有子名若，字子有，他与卜商、言偃、颛孙师和曾参是一辈，都是孔门三期的学生。有若不但人老实，道德好，老师喜欢，还长得酷似孔子，孔子死后，没有偶像，卜商、言偃、颛孙师以有若为尸（扮演死者的活人，多由直系子孙为之），公推他代孔子，受弟子朝拜。这件事，曾参不服气，说他有什么资格代表孔子。端沐赐树孔子为圣人，有若是参加者。“孝弟”是古代家庭伦理的核心概念。“孝”是子事父，“弟”（同悌）是弟事兄，完全是男本位。孝字，从子从老省，和考、老等字有关。老字象弯腰驼背的老人，加根拐杖就是考字。古人把爸爸叫考，当儿子的要孝顺爸爸。爱老、敬老、养老，这叫孝。孔子敬老，不光敬老头、老太太，他对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心存敬意。兄是哥哥，哥哥中的大哥，是爸爸的合法继承人，未来的大家长，也很重要。当弟弟的，在家要尊重哥哥，侍奉哥哥，特别是大哥，这叫弟。“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（欤）”，杨伯峻指出，《管子?戒》“孝弟者，仁之祖也”和这句话是同样的意思。
“仁”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概念。它的基本含义，孔子说，是“爱人”（《颜渊》１２.２２）。清代学者阮元专门讨论过《论语》中的“仁”字（《揅经室集?〈论语〉论仁论》）。《论》中到底有多少“仁”字，他说是１０５个，其实是１０９个。“仁”是什么意思？我用最简单的话讲，就是拿人当人。首先是拿自己当人，其次是拿别人当人。拿人不当人，是不仁。〔１〕拿人当人，不容易。人有工具性，上班当工具，下班当人，一半一半，就不错了。完全不当人，也是常有的事。〔２〕中国早期国家，是宗法制小国，当时人说的“国家”（本来叫“邦家”，邦改国，是避汉高祖讳）是个合成词，国是以家为基础，家是以男性和男性继承人为主心骨，一是爸爸，二是大哥。当时的道理，只要把爸爸孝敬好了，把大哥伺候好了，家就和了，家和，就万事兴了。以家治国是孔子的核心思想，一种带有复古色彩的保守思想。当时，国家是以血亲、姻亲和拟亲的关系为纽带，以之分衍、连缀和维系，属于框架性的东西，国是装在家里面，装在天子的家里面，诸侯都是亲戚。秦汉以降，宗法制度被破坏，家还在，但只是国家之下有如细胞的东西，家是小家，不是大家，国不能装在家里。汉以来讲孝弟，和先秦不一样。〔３〕（孝弟是仁之本）注：〔１〕仁，是人字加两道短横，许慎说，此字从人二（《说文?人部》），前人多以为是人与人偶、人与人亲的意思。战国时期，秦系文字的仁字是这么写，楚系文字的仁字是从心身声。这个字的两道短横，应是为了区别于人字，有如重文。孔子以“爱人”为说，是以仁为动词，就像下文的“贤贤”（１.７），是人（动词）其人（名词）的意思。
〔２〕《老子》第五章说，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”，如果天地、圣人都不仁，周围的人也都不仁，你还能拿自己当人，也拿别人当人吗？王朔有一句名言，“别拿我当人”。在他看来，别人疼不疼、爱不爱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别太拿自己当回事。自己不拿自己当回事，反而会立于不败之地，用他的另一句话讲，就是“无知者无畏”。自嘲也是生存策略。
〔3〕后人只知事君为忠，忠孝不两全，宁肯舍孝。孔子不这么讲。参看郭店楚简《语丛三》。
孔子喜欢木讷之人
１.３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
“巧言令色”，孔子最讨厌。孔子认为，这种人最缺乏“仁”。“巧言”，言是言语。巧舌如簧、能说会道、善于用言辞讨别人喜欢，孔子叫“佞”。孔子对“佞”是骂不绝口（后面多次提到）。“令色”，色是脸色（古人叫颜色）、外表的样子。我们不要以为，只有女人才会以色相动人，男人也有深通此道者。他们挤眉弄眼，打躬作揖，很会调动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。巧言令色的人是擅长拍马逢迎的人。
巧言令色是假，孔子深恶痛绝，但真也不一定讨他喜欢。嘴上没把门的人，情绪激动的人，如仲由，心直口快，和巧言令色有区别，孔子也不喜欢。他更喜欢的是不说话或少说话的人——闷葫芦式的人。“巧言”的反面是“讷”，“讷”是言语迟钝，话都说不利索；“令色”的反面是“木”，“木”是面无表情，好像木头疙瘩。他喜欢的是木讷之人，认为木讷之人才近于仁（《子路》１３.２７）。（巧言令色，孔子最讨厌）
在守信守时上中国不如西方
１.４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“曾子”，是孔门的再传弟子尊称曾参。曾参，字子舆，是有名的道德先生。孔子死后，卜商等人推有若代孔子，受弟子拜，他不服气。孔门十哲无曾子，但宋儒立道统，把他捧得极高，明代封曾子为“复圣”，曾子的名气，反而比有若大，甚至超过颜回。这是宋儒的创造。
“身”，不是身体，而是自己。这里讲的三条，都是属于自律，不是太高的要求。道德有高尚道德，有一般道德，还有作为道德底线的起码要求。高尚道德，常人做不到，或很难做到，做到了令人佩服，做不到也无可指责。在道德问题上，与其“高大全”，到处讲用，举国若狂，还不如劝大家尽职守责，少干点坏事。人为拔高，适得其反，北京话叫矫情。比如见义勇为，谈何容易。一帮歹徒，有枪有刀，手无寸铁，干黄枯瘦，无拳无勇，怎么挺身而出？警察的责任，交普通人去担，就过了。我看，一般道德、起码的道德，比这更重要。“忠”，和“中”、“衷”等字有关。什么叫“忠”？古人拆字为解，有“中心为忠”之训。简单说，就是替人谋事，要真心真意、全心全意，绝不糊弄人。现在，我们的很多同胞，满嘴抹蜜，甭说尽心尽力，钱花光，事没干，人都跑了，这就是“为人谋而不忠”。“信”，从言，和说话有关，古人拆字为解，有“人言不欺”之训。简单说，就是说话算话，恪守诺言，讲信用。现在的中国人，说话不算话，爽约迟到，和玩儿似的，事前乱许愿，事后乱道歉（甚至不道歉），一点不脸红，这就是“与朋友交而不信”。还有一条，“传不习”，这条更简单，就是老师讲了，回去不复习，当学生的，糊弄老师。
三大毛病，领导、同事、朋友、老师，谁都敢糊弄，这些都是很不道德的事。我们中国人，特爱糊弄，连鬼神都敢糊弄，何况人乎？在守信守时这一点上，中国不如西方。西方也不都是好人，但耍心眼儿，抖机灵，逮空子就钻，偷奸耍滑，平均水平，绝对赶不上中国。〔１〕道德的供求规律是，生活中越缺什么，它才越吆喝什么。春秋战国，大讲忠信，正是因为没有忠信（战国“忠信”印最多）。故《老子》第三十八章说，“夫礼者，忠信之薄也，而乱之首也”（本书引用《老子》都是根据马王堆帛书本，下不再说明）。宋以来，大讲关（关公）、岳（岳飞），也是因为汉奸太多。这里的“三省”很有名，比如陈省身、于省吾，就是据此取名。我们要注意，学《论语》从哪儿学起，“三省吾身”，省是反省，身是自己。我们与其指东道西，给人家当老师，还不如先反省一下自己。（与其指东道西，不如反省自己）注：〔１〕有人说，欧美人，对他们不愿接受的事，一般会直截了当说出来；日本人呢，可能不好意思，要扭捏一阵儿；只有中国人，答应得干脆，也忘得快，不是真忘，而是成心逗你玩。当然，外国人也不是铁板一块，比如守时守信，大家的印象，德国人、日本人比较守，法国人、人不太守。
孔子讲节约是心疼有钱有势人
１.５子曰：“道（导）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“道”，领导也。“千乘之国”，是大国。春秋大国，一般都有上千辆战车，鲁国不太大，也是“千乘之国”。“国”，是避汉高祖讳改字，本来应作“邦”。“敬事”，犹今语敬业，是忠于职守、恪尽职守的意思。东周以来，大家特爱讲这两个字，“思言”、“敬事”和“忠信”，都是战国箴语印所常见。古书中的“人”和“民”，含义接近，但有区别。杨伯峻、赵纪彬说，古书中的“人”有广狭二义，广义的“人”指一切人，狭义的“人”只指士大夫以上各阶层的人，“民”指下层大众，也叫“百姓”。最后两句，“爱人”与“使民”相对，“爱人”的“人”是用狭义。
看来，孔子讲节约，是心疼有钱有势有身份的人。没有身份的人，只是使唤的时候要掌握好季节，掌握好节令。（如何治大国）１.６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（人）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“弟子”，指乡里的子弟或学生，古代的师生关系是仿父子关系，学生把老师当爸爸，老师把学生当儿子，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，所以有“师父”一类叫法。师父的师父，是“祖师爷”。后世，师道尊严，一直保留着这一传统。当老师的要给学生找工作，得意门生，连媳妇都包办，当学生的也要尽弟子之劳，弘扬师教，捍卫师说，光大师门，义不容辞，就像我生活过的农村，当爹的要给儿子盖房娶妻，当儿的要给老人担水拾柴、准备棺材。现如今的学校，有培养子弟兵说，术语叫“组建学术梯队”，里面就有这种父慈子孝。北大门户深，老师是大树。我从社科院到北大，对此深有体会。师道尊严要讲，但这种关系不好。老师不是爸爸，学生不是儿子。“谨”，是寡言。“泛爱众而亲仁”，“众”指民，“仁”读人。“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”，“行”是动词，这里指行事为人，它是践行道德，而不是道德本身。“行”是相对于“学”。道德好了，还有余力，干什么？孔子说，“学文”。“文”是什么？是文化，特别是与礼乐有关的人文学术，古人也叫“文学”。道德是质，礼乐是文。文、质是相辅而行。孔门读书，是学礼乐。礼乐是文化，不是公文档案，不是程文墨卷，更不是风花雪月、娱情写物的诗文。〔1〕古人不像后人，靠文章名世，靠文章传世，看重写下来的东西。孔子强调，提高道德修养之后，还要提高文化修养。第一，别当坏蛋。第二，别当笨蛋。即先当好人，再当知书达理的人。（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）注：〔1〕古代小学是以认字识数为主，但大学是学礼乐，最终是学礼乐。文，不是文字，而是文化，培养士君子的文化。
孔子两次提到好德如好色(1)
１.７子夏曰：“贤贤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，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“子夏”，卜商的字。他是孔门三期的学生，孔门十哲之一，长于文学。“贤贤易色”，前一个“贤”字是动词，即以贤为贤，尊重贤人，推崇贤人。前人对“易”字有三种理解，代替、改易、轻视。我认为，第一说最好，第三说最坏。“贤贤易色”就是孔子两次提到的“好德如好色”（《子罕》９.１８、《卫灵公》１５.１３）。它的意思是，要像“好色”一样“好德”。可见色是可以好的。色是的外貌，主要指女人在男人眼中的性感外貌，即女色。男色不太有人提。喜欢漂亮女人，没什么不对。不对的是心里好之，嘴上又贱之，说什么“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裳”，不拿妻子当衣裳，就是重色轻友。用“好德”代替“好色”，不是戒色，而是像男人好女人那么来劲儿，有内在冲动，情不能已。女人又不是什么坏东西，非戒不可。子夏移好色之心以好贤，完全符合老师的教导。（以德代色）１.８子曰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。主忠信，无友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”“重”是老成持重的重，北京话说，端着点。人不端着点，就“不威”，看上去，没有威风凛凛的那么股劲儿。这和学习有啥关系？我想，孔子说的“学”，不光是读书，更重要的，还是修行习礼学道德。修行习礼学道德，目标之一，就是有君子风度，如果没有君子风度，庄重不足，轻浮有余，当然说明，他没学到家，“学”自然“不固”。这一章的后三句，也见于《子罕》９.２５，“无”作“毋”，“过则”作“过者”。“主忠信”，就是谋事必忠，说话算话，上面已经谈到。“无友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”，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，犯了错误不要害怕改正。“无友不如己者”，是此篇的大问题。因为从字面理解，原文是说，你千万别跟不如你的人交朋友。鲁迅说，这是势利眼。〔１〕孔子怎么这么牛？不可能吧？很多人都认为，这有损孔子的形象，所以曲说很多。他们说，这话的本意不是这个意思，完全相反，“无友不如己者”，其实是说，没有哪个朋友不如你，个个都有长处，全值得你学习，不但没有一点骄傲，还透着满肚子的谦虚。比如南怀瑾、李泽厚，他们就这样解释。
后面这种解释，对保护孔子的形象很有利，可惜并不对。刘宝楠、程树德从古书中找到几段话，完全可以证明，孔子的说法，其实很有根据，它原来的意思，就是怕跟不如己者交朋友：故周公旦曰：“不如吾者，吾不与处，累我者也；与我齐者，吾不与处，无益我者也。”惟贤者必与贤于己者处。贤者之可得与处也，礼之也。（《吕氏春秋?观世》）故君子不友不如己者，非羞彼而大我也。不如己者，须己而植也。然则扶人不暇，将谁相我哉？吾之偾也，亦无日矣。（《中论?贵验》。《群书治要》卷五六引，“须己而植也”作“须己慎者也”）假子曰：“夫高比所以广德也，下比所以狭行也。比于善者，自进之阶。比于恶者，自退之原也，且《诗》不云乎？”（《韩诗外传》卷七。《说苑?杂言》有类似的话，“假子”作“南瑕子”）交朋友，怎么才划算？汉代有一种传说，“丘死之后，商也日益，赐也日损。商也好与贤己者处，赐也好说（悦）不如己者”（《说苑?杂言》）。子夏爱跟比自己强的人交朋友，每天都长进；子贡爱跟不如己者相处，每天都退步。看来子夏才深得老师的真传，最划算；子贡是偏离了老师的教导，最吃亏。孔子的意思，其实很清楚，用不着拐弯抹角。他老人家说，要向道德高、本事大的人学习，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”（《里仁》４.１７），这没什么不对。问题只是在于，“友”是一种对等概念，而人的贤与不肖却千差万别，至少有胜己、如己、不如己三大类，如果不如己者不配交朋友，那胜己者也不应该和你交朋友，顺推行，反推不行。
孔子不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，这是古代的聪明人早就想到的，现在的聪明人也一样想得到。咱们设身处地替他考虑一下，他的想法倒也简单，主要是怕吃亏受累。现在的星呀腕呀，都特需要崇拜者，粉丝越多越好，港台说法，是人气旺。但每手必握，嘘寒问暖，每信必回，耐心解答，累不累？名人也有名人的苦恼。孔子的时代，倒没这么累，但吃亏是肯定的。和不如己者交朋友，光让人家跟你学，自己什么也学不到，时间长了，肯定退步。这就像职业棋手陪业余棋手下棋，下着下着，自己都业余了。我的经验之谈是，千万别把自己当名人，群众来信，一律不回（回是例外）。可是这话，我讲可以，孔子讲不行。孔子的错误，是他把这种话都讲出来了。因为你要这么讲，人家就要问了，如果大学校长只跟教育部长交朋友，教育部长也这么想，你不是也交不成朋友吗？比如南怀瑾就是这么打比方。当然，他是绝不相信孔子有这种坏思想，他认为，这是理解歪了。其实，对孔子的说法，苏东坡正是这样提问题。他说，“如必胜己而后友，则胜己者亦不与吾友矣”。这种问题，挺刁，但有合理性。我在一篇杂文中说，“同‘不如己者’交朋友，坏处多，一是吃亏，朱熹说‘不如己，则无益而有损’；二是丢面子，古人说，‘礼闻来学，不闻往交’。杨伯峻先生觉得孔子不会这么牛，故将此句译为‘不要〔主动地〕向不及自己的人去交朋友’（《论语译注》，中华书局，１９５８年），不交也罢。但只同比自己强的人交朋友恐怕也有问题，因为如果那强者也像他一样拿糖和端谱，他的做不成‘友’也是明摆着的事。更何况圣人是‘绝顶聪明’的人，在他上面已经没有人了”。
我的玩笑就是来源于苏东坡的疑问。这里，我提到杨伯峻先生的译文。他的翻译，见于他的《论语译注》旧版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５８年６月第一版）。在这个版本中，他有意调停旧说。他说，“古今人对这一句发生不少怀疑，因而有一些解释。译文加‘主动地’三字来说明它”。我猜，杨先生的意思是说，古人特自尊，好面子，不如己者如果找上门，还可以交朋友，但决不能主动去交（６页）。可是，后来的本子（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第二版）改了，译文是“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”（６页）。杨先生说，“译文只就字面译出”，“主动地”三字没有了。看来，杨先生也觉得加字不妥。元陈天祥有一种解释，说“如”乃“似”义，而不是“胜”，“不如己”是说对方和我不对等，人分不如己、如己、胜己三等，胜己者当师之，如己者当友之，不如己者既不是师也不是友，所以无法交朋友（《四书辨疑》）。这也是保护孔老夫子。他说孔子分不清师、友和不可交者，他替孔子分。这句话很简单，但解释起来，却一套一套，真让我们其乐无穷。（交友也讲经济学）注：〔１〕鲁迅《杂忆》：“孔老先生说过：‘毋友不如己者。’这样的势利眼睛，现在的世界上还多得很。”收入《坟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１卷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6年，321页。
孔子怎样做调查研究
１.９曾子曰：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”
“慎终”，是对待死亡要慎。
“追远”，孔注有“祭尽其敬”的解释，“追”和祭祀有关，但“追”字本身却不是祭祀的意思，而是追随、缅怀的意思。西周金文常有“追孝于前文人”等语，“前文人”都是自己家的死人，八辈儿的祖宗，就是死了，我也跟在后面孝敬他。这里的“追”也是这个意思。古人不但尊老，还敬死人，不但敬刚死的人，还敬死了很久、离自己很远的人。此爱绵绵无绝期，今人比不了。
下篇，孔子说，孝敬父母是一辈子，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”（《为政》２.５），“葬之以礼”就是“慎终”，“祭之以礼”就是“追远”。
古有追谥，今有追称。现在时兴评奖，据说能评出很多干劲儿来。有一次，我们学校评奖，死人也参评。这种奖，可以叫“慎终追远奖”。（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）
１.１０子禽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。求之与（欤）？抑与之与（欤）？”子贡曰：“夫子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（欤）！”
“子禽”，陈亢的字。他在《论语》中出现过３次，除此章，还见于《季氏》１６.３和《子张》１９.２５。《季氏》１６.３是问于孔鲤（孔子的儿子），此章和《子张》１９.２５是问于子贡。《史记?仲尼弟子列传》没有单独的陈亢传，而是把陈亢附述于子贡之下，根据就是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三见，两次都是向子贡请教，学者怀疑，他是子贡的学生。孔子的学生，有些是学生的学生。
“子贡”，端沐赐的字。端沐赐，古书亦作端木赐。子贡，古书亦作“子赣”，汉石经和楚简也这样写，“子赣”才是本来面貌，“子贡”反而是简化。他是孔门二期的学生，孔门十哲之一，长于言语，擅长应对宾客，搞公关、搞外交。孔子死后，子贡威望最高，孔子当圣人，是他的功劳。
“夫子至于是邦也”，“夫子”，指孔子；“是邦”，是某个国家。这里的“是邦”是哪一邦，估计是孔子晚年周游列国到过的某一个国家。因为子贡比孔子小３１岁，孔子早年适周、适齐时，他还是５岁以下的小孩，不可能和子禽讨论这类问题。孔子周游列国时，他24—37岁。此外，孔子没有出过国。
“必闻其政”，其实是必问其政。孔子喜欢调查研究，如“子入太庙，每事问”（《八佾》３.１５）。闻、问同源，古文字，早先只有从耳从昏的闻字，没有专表问答的问字。闻是双重含义，他要打听的事，既可以是听来的，也可以是问来的。后来为了区别主动和被动，才另外造了个问字。这里的“闻”，到底是问还是闻，正是子禽所问。“求之”是问，“与之”是闻。子贡的回答是，孔子的消息，是靠“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”得来的，他和一般人问话的方式不一样，非常谦虚，非常和气，人家乐意跟他讲，说是打听，其实也可以说，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。
“其诸”，是表示不肯定的语气，意如“恐怕”。（孔子怎样做调查研究）
三年无改于父之道
１.１１子曰：“父在，观其志；父没，观其行；，可谓孝矣。”“父在，观其志；父没，观其行”，孔子认为，当儿子的是不是有孝心，要分两段来考验。爸爸活着，要看他怎么想；爸爸死了，要看他怎么做。这么讲的道理是什么？主要是爸爸活着，一切都得听爸爸的，什么都不能干。只能想，不能干。要干，必须等爸爸死了，而且刚死还不行，孝子要服三年之丧，服丧期间，不能违反爸爸，另外搞一套。这跟美国的孩子不一样。美国孩子，一过１６岁，当爹当妈的就管不了，什么“无改于父之道”，说改就改。
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”，“三年”是服丧三年，并非虚指。孔子的话，放在当时，也许挺合适，简直天经地义，但１９１９年后，特别是现在，怎么听着怎么别扭。杨伯峻已经注意到这种阅读障碍，他说，道多半是指正面的东西，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”的“道”，其实是指爸爸的“合理部分”。但合理的，三年不许改，三年以后就可以改吗？我们要改的，难道不是爸爸的“不合理部分”，反而是他的“合理部分”吗？我猜，孔子的逻辑，说爸爸不合理，本身就不合理。爸爸还有什么不合理？“父之道”就是老子说了算，老子的话就是道。“五四”以来，大家常骂这一段。臣子替昏君尽忠，是愚忠；这样做，是愚孝。我们生活在今天，对爸爸的看法不一样，人们要问，爸爸如果是坏蛋，杀人放火，儿子是不是也不改其道。当然，我们可以假定，爸爸是好人；或宁愿相信，爸爸是好人。但世间的爸爸不一定都是好人，好人也不一定是爸爸。这是明摆着的事。我还记得，“文革”时期，很多人因为害怕，写大字报，用非常难听的字眼辱骂自己的父母，甚至带“革命”群众抄自己的家。这样做，太过分。父母就是父母，是好是坏，也是你的父母，这也是明摆着的事。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）
礼之用，和为贵(1)
１.１２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；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：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
这段话，有点绕，如何标点是问题。
“礼之用，和为贵；先王之道，斯为美”，这是一层。有子的意思是说，礼的功用主要是调和，先王之道是以和谐为美，即俗话说的“和为贵”。
“小大由之”，是总结上文。这里的“由之”是顺道而行的意思。《泰伯》８.９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，“由之”也是这个意思。上文说，礼是为了和，和最重要，所以小事大事都要依照和的原则来办。
“有所不行”，是另一层意思，和前面相反。前面说，小事大事都要依和而行，这是基本原则，通常要这么办。这里是说，情况也有例外。什么是例外？我在这句话的下面点了冒号，冒号的下面是说明。它的意思是说，和当然很好，但也不能太过分，为和而和；即使是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也不可行。
礼是处理差别的，通过差别，建立秩序，秩序就是和。和不是平等，而是不平等，或曰以不平等求平等。真正的平等只是理想，古人叫“大同”（《礼记?礼运》）。孔子也梦想大同，但他知道，礼是大同讲不成了才讲。所以他讲“君子和而不同”（《子路》１３.２３）。和谐社会是小康，不是大同。
商周社会，好比一个大村子，里面有宗族祠堂，王就是族长，定下家规家法，管这个村子，协调村里的各种关系，长幼尊卑，井然有序，这就是和。人是生下来就不自由，也不平等，和卢梭的说法相反。礼，最重要的用途，就是和稀泥，想方设法，把不平等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，不至闹出乱子。礼和德不同，不是个人修养，而是习惯和传统，约束人的行为规范。（礼之用，和为贵）
１.１３有子曰：“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。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。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”
这六句话，“信近于义”、“恭近于礼”、“因不失其亲”，都是条件句。
“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”，“复”的意思是践行诺言，这种用法的“复”，也见于《左传》僖公九年、哀公十六年。自己说了的话，就一定要做到，这是信。但信有大信和小信。孔子认为，只有近于义的信才是大信，必须践行；不关义的信是小信，可以破例。他说，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硁硁然小人哉”（《子路》１３.２０），“君子贞而不谅”（《卫灵公》１５.３７）。在他看来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死心眼，尾生之信，是小人的信，不足取。孟子说，“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义所在”（《孟子?离娄下》），“大人”是君子，君子有特权，只讲大信就够了，小信可以打折扣。可见同一种道德，有两种标准。人类社会，只要不平等，就有双重标准，人和动物，就是双重标准。
“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”，恭是脸色谦恭，说话客气。客气当然好，但过分的客气，其实是肉麻，难免自取其辱，只有节之以礼，才能远耻辱。
“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”，“因”读为姻。古代社会，最重血缘关系，血缘关系就是“宗”。其次是婚姻关系，婚姻关系就是“因”。前者也叫内亲、内宗，后者也叫外亲、外宗。孔子的意思是，姥姥、舅舅家，虽然比不上爷爷家，但如果不失亲近，也等于宗。（君子只守大信）
１.１４子曰：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”
“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”，是安贫。
“敏于事而慎于言”，是干事勤快，说话谨慎。
“就有道而正焉”，是向有道德学问的人求教。（什么叫好学）
１.１５子贡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子贡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’，其斯之谓与（欤）？”子曰：“赐也，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，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
“诸”，犹之。
钱对人是个大考验。守道过日子，难免饿肚子。当君子，就要准备挨饿———不当官，吃什么？总不能种地。孔子可不主张自食其力。他论贫富，着眼点是贫。孔子说，枕着胳膊喝凉水，乐在其中；富，往往是不义之财，“于我如浮云”（《述而》７.１６）。
子贡是买卖人，孔门最阔的学生。司马迁讲古代大商人，子贡是其中之一，“七十子之徒，赐最饶益”（《史记?货殖列传》）。现在时兴讲儒商。企业家，不仅会做买卖，还有文化、道德，多好。难怪有学生说，要做学术界里最有钱的人和有钱人里最有学问的人。如果说，真有儒商，子贡就是祖师爷。〔１〕
但可惜的是，全国老百姓，只知关老爷，不知子贡为何许人也。
孔子跟子贡论贫富，是找对了人，因为子贡和其他学生不一样，他们多是寒门，不足论贫富。子贡有钱，孔子周游列国，有人猜测，就是由他赞助。有钱，才能看透钱。但有多少才看得透，不知道，恐怕因人而异。反正没钱，往往看不透，见钱眼红，穷凶极恶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历史上，农民造反，到头来总是失败，多半都栽在这上头。
对钱，子贡的态度是：穷，不低声下气，巴结阔人；阔，不趾高气扬，欺负穷人。孔子赞同他的态度，但补充说，更好的态度是，穷要开心，阔要好礼（怎么叫好礼？不知道，没准是当慈善家吧），即在贫富问题上，该怎么样比不怎么样更重要，自己该怎么样比对别人怎么样更重要。子贡引《诗》为喻，问孔子说，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就是这个意思吗？他想说，砥砺德行，就像工匠加工骨、牙（象牙）、玉、石，也是精益求精呀。孔子认为，他的理解很对，我跟他讲穷开心，阔好礼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“往”是第一步，“来”是第二步。孔子教学，最重启发，他喜欢的是举一反三的学生，所以跟子贡说，从此我可以和你讨论《诗》了，你有这个资格了。
子贡引用的《诗》，出自《卫风?淇奥》。“如切如磋”，是加工骨、牙（象牙）类的制品，“如琢如磨”是加工玉、石类的制品。（穷开心，富好礼）
注：〔１〕阔人难守其财。子贡很阔，但古人说，他的儿子端沐叔是个大败家子（《列子·杨朱》）。
孔子真的不在乎名吗？
子曰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”
上文说，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”（１.１）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后面，还有三处，也是讲这类想法。如“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”（《里仁》４.１４），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”（《宪问》１４.３０），“君子病无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”（《卫灵公》１５.１９），都是孔子的话。
知识分子最好名，特别是虚名。能够看破名的，几乎没有。孔子强调，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，怕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；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，就怕自己没本事。
他要真不在乎，确实了不起。
不过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，他老人家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。他的话，有掩饰心理，越说不在乎，其实就是越在乎。
孔子说，“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”（《里仁》４.５），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”（《卫灵公》１５.２０），对名，他还是非常在乎。他说不在乎，干吗还感叹，“莫我知也夫”，“知我者其天乎”（《宪问》１４.３５），说除了老天，没人了解他。孔子在卫击磬，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也听出来了，他是为“莫己知也”发愁（《宪问》１４.３９）。他的内心，其实很孤独。（孔子真的不在乎名吗）
丧家狗 为政第二
孔子提倡以德治国是幻想(1)
２.１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（拱）之。”政治家，德重要还是能重要，历来有争论。一般认为，最好是德才兼备，不行，宁肯舍才弃能。没人说，缺德有本事，也可以为政。千百年来，大家一直相信，当政者必为有德之人。
“为政以德”，是靠道德施政。孔子是个热衷政治的人，《论语》经常提到“从政”和“为政”。从政是当官，为政是施政。这里，我们要注意，从政、为政的人，不一定是君主，也可以是官员，比如下文２.２１的“子奚不为政”，《颜渊》１２.１９的“子为政”，《子路》１３.３的“卫君待子而为政”，都是讲孔子为政。“北辰”，《尔雅?释天》把北辰列入星名，说“北极谓之北辰”。《春秋繁露?奉本》也说，“星莫大于北辰”。或说北辰只是北极，有位无星，不对。下文“居其所而众星共（拱）之”，“居其所”的“所”才是北极，“居”的主语是北辰，肯定是北极附近的星。如果说北辰不是星，而是北极，那等于说，北极位于北极，完全是废话。“居其所而众星共（拱）之”，是说北辰位于宇宙的中心，天上的星星都环绕着它。北斗，斗勺前端有两颗星，是大熊座的α、β二星，这两颗星的连线，向上延伸五倍，是现在的北极星，即小熊座的α星，但古代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β星，极星可变，位置不变，古人是以北极星代表北极。“共”，同拱，象两手合围，这里指拱卫，环绕北极星而朝向北极星。孔子提倡以德治国，他希望，当政者都是道德模范，以身作则，为全民树榜样，“大河向东流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”（电视剧《水浒传》的主题歌）。这个愿望，当然很好，但当时行不通，后来也没多大用。好人政治还是能人政治，曹操的看法和孔子相反，他也生逢乱世，但看重的却是能。他才不管出身高贵不高贵，品德高尚不高尚，只要有本事就行。他说，哪怕“负汙辱之名，见笑之行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”，也是举荐的对象（《求贤令》、《举贤勿拘品行令》）。当代政治家，西方政治家，只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，很多都是学政治、经济、法律什么的，不是人文，不是理工。１９８０年代末，知识分子翻身，我国流行知识分子治国论，特别是技术专家治国论，至今有人迷信。其实，政治家就是政治家，不是道德楷模，不是智慧化身，再好的愿望也是愿望，大家要想明白了。西方最早的乌托邦，是柏拉图的哲人王；我国最早的乌托邦，是孔子的道德王。它们都是幻想，人类最古老的人文幻想。（天上的星星参北斗）２.２子曰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。’”“《诗》三百”，即《诗经》，今本《诗经》有305篇。“一言以蔽之”，即英文的ｉｎｏｎｅｗｏｒｄ。ｗｏｒｄ可以是词，也可以是泛言的语句。我们也是这样，“言”可以是一个字，也可以是一句话，如《老子》五千言是5000字，这里的“思无邪”则是一句话。“思无邪”，见《诗?鲁颂》，原文有很多“思”字：牡马，在坰之野。……思无疆，思马斯臧。牡马，在坰之野。……思无期，思马斯才。牡马，在坰之野。……思无斁，思马斯作。牡马，在坰之野。……思无邪，思马斯徂。上文的八个“思”字，郑玄笺当动词，没有具体解释。“思”，《诗经》多见，放在句首是什么意思？一般以为是发语词，只是虚词，没有实义，但《诗?大雅?文王》的“思皇多士”，郑玄笺说“思，愿也”，却说这个字是表示愿望。周原甲骨有个“”字，夏含夷（ＥｄｗａｒｄＳｈａｕｇｈｎｅｓｓｙ）教授考证，就是这里的“思”字。他的考证，提出早，发表晚。他把周原甲骨上的这个字读为“思”，很正确。我讨论过楚占卜简上的这个字，它的另一种写法是“思”，可以证明夏说不误。
《楚辞?离骚》“思九州之博大兮”，“思”作“”，王逸注说，“，古文思，亦作思”，也是证明。周原甲骨上的这个字，学者或隶定为“囟”，或读为“斯”，不妥。
《楚辞?离骚》的写法也有微误。“囟”是囟门之囟，是另一字。《鲁颂》的“思马斯臧”等句，“思”和“斯”同时出现，也不可能等同。夏文提到清陈鱼的《毛诗说》，陈氏说，《鲁颂?》的八个“思”字是“祝辞”。这个想法很有意思。它让我想起一首五代词，“春日宴，绿酒一杯歌一遍，再拜陈三愿：一愿郎君千岁，二愿妾身常健，三愿如同梁上燕，岁岁长相见”（《薄命女》）。“三愿”是祝辞，周代占卜用的“思”也是表示愿望。“无邪”，原文与“无疆”、“无期”、“无斁”并列。“无斁”，是无厌。它们都是表示没完没了。汉代喜欢用的“未央”，也是这个意思。“无邪”的意思，估计与之相近，“邪”未必就是邪僻的意思。〔1〕孔子时代，君子凑一块儿，都是用《诗经》讲话，就像“文革”那阵儿，饭馆点菜，要用毛主席语录，一问一答。姜昆、李文华有个相声，《如此照相》，就是情景再现。这里，孔子的话，原意是什么？一般认为，是说《诗经》的全部，一言以蔽之，想法很正派，一点邪的歪的都没有。但“思无邪”的原意不一定如此，至少“思”不是如此。它是表示愿望，不是指《诗》三百的想法如何。孔子引《诗》，当时引《诗》，多半都是抛开原义，借题发挥，包含许多故意的曲解和误用，西人称之为ｃａｔａｃｈｒｅｓｉｓ（故意为之的语词误用）。这种变形，文学家常用，古人叫“断章取义”（如《文心雕龙?章句》）。（思无邪）注：〔1〕清郑浩《论语集注疏要》已指出，此“无邪”的“邪”非邪恶之邪，但他解为虚徐之义，也未必是确诂。参看程书，第一册，６６—６７页。“无邪”，也有可能是读为无余、无除等等。
怎么消灭无耻
２.３子曰：“道（导）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（导）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“道（导）之以政，齐之以刑”，是以法治国。“政”是政令，“刑”是刑罚。按福柯的说法，就是训练和惩罚。它是按驯养牛马那样来管理社会：听话，给草吃；不听话，拿鞭子抽。孔子认为，这些手段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它会把老百姓弄得“免而无耻”，政刑虽在，但心存侥幸，能躲就躲，能逃就逃，把不守规矩当自由，一点羞耻心都没有。“道（导）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，和“道（导）之以政，齐之以刑”不一样，它是以德治国。“德”是自律，自己有道德标准在心里管着自己；“礼”是他律，对人的行为和相互关系有种种规定，比如摩西十诫的十诫、猪八戒的八戒、孔子的“非礼勿”（《颜渊》１２.１）就是这种约束。这种考虑，古人很普遍，比如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，他心目中的头等国家，也是以德治国，政刑无所用之。但后来，他明白了，现实世界，还得交法律管。“有耻且格”，“有耻”是有羞耻感，有内心约束，和“无耻”相反；“格”是严格遵守规定，外面有规矩管着，和“免”相反。孔子是道德中心主义。他认为，社会应以亲情作核心，没有小，焉有大，似乎有理。但德礼是小道理，政刑是大道理，小道理管大道理，这是说反了。政刑有政刑之弊，孔子的批评有一定道理，但德礼也非万能，以德治国真管用，就不会有礼坏乐崩。春秋战国是礼坏乐崩。礼坏乐崩，结果是政刑繁苛。秦代政刑繁苛，结果是陈胜、吴广起义，项羽、刘邦造反。秦政之失，是只讲硬道理，不讲软道理，硬梆梆、赤裸裸。汉代尊孔，不是放弃硬道理，而是除了硬道理，也讲软道理，懂得如何用软道理包装硬道理，改变形象。阳儒阴法，软硬兼施，是硬在前，软在后；硬在里，软在外，不能反过来讲。硬道理还是政刑，法若凝脂。软道理分四种，一是礼乐，二是道德，三是学问，四是宗教。皇家有礼仪，文武百官靠道德学问选，老百姓，烧香磕头，也有地方拜。汉以来的儒术，还有后来的释、道，都是用来弥补政刑之不足。光有政刑，不能消灭无耻，没有政刑，更不能。两千年来，中国人有自己的生存哲学（或曰兵法），你硬他就软，你软他就硬，你有千条计，我有老主意，软硬不吃，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”，始终做不到。“民免而无耻”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到处都是，早就如此，并非现在才开始。宋明以来的中国，文化发达，社会腐化，那时最爱讲道德，道德如何？小说、笔记讲得很清楚，坏透了。
我的看法是，以德治德，可以。以国治国，也可以。以国治德，六亲不认，一个朋友都没有，太没人情味，这是误用，但误德未必误国。最糟糕的，就是光讲以德治国。光讲以德治国，德必伪，国必亡，两样都误。当然，古人说的以德治国，并不是真的以德治国。德只不过是装饰罢了，就像厕所里面撒，让你不觉其臭而已。（怎么消灭无耻）
孔子的一生(1)
２.４子曰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
这段话很有名，谁都用它讲自己，以为是人生的指导原则。读它，有两点要注意，第一，这是孔子讲自己，话的头一个字是“吾”。既然是“吾”，可见是讲他自己的人生体验，不是讲别人活到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，也不是泛泛总结，说大家到了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。第二，孔子从１５岁讲到７０岁。他这一辈子，总共活了７３岁，我们可以断定，此章的年代是前４８２—前４７９年之间。比前４８２年早，不可能；比前４７９年晚，也不可能。他是在７０岁以后，回顾自己的一生，说了这几句话。每句话，都是他生命的一个片断。前人说，它是孔子的“一生年谱”（明顾宪成《四书讲义》），或“一生学历”（程树德《论语集释》），有道理。
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”，１５岁，古人叫“成童”，是小学毕业该升大学的年龄。我国古代，只有小学和大学，没有中学。孔子少年老成，在这个年龄上，立志要做学问。现在的孩子不一样，１５岁，正值躁动，最闹，俗话说，“十五六，狗都嫌”。但毛泽东，他不嫌。“文革”的火，就是从这帮孩子点起。红卫兵的诞生地是，发起者是清华附中的学生。破四旧、打流氓、大串联、复课闹革命、打架斗殴、拍婆子、上山下乡，“阳光灿烂的日子”，就是这个年龄。这个年龄，西方叫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（一般指１３—１９岁的半大小子和半大闺女），他们打架、泡妞、吸毒、听摇滚，邻居怕，家里操心。美国法律规定，１６岁以上可以开车、喝酒，脱离父母，搬出去住，这是他们的“成童”。
“三十而立”，中国古代，１５岁是一大坎。比它晚，２０岁也是一个坎。２０岁，古人要为男孩举行冠礼（戴帽子礼），即成丁礼，表示他已长大成人，但孔子没讲。他看重的是３０岁。３０岁，为什么说“而立”，清宋翔凤说，是“壮而有室”（《论语发微》），即我们常说，有了老婆孩子，才有社会责任感的年龄。但孔子早婚（以现在的标准讲，有点早），１９岁娶媳妇，２０岁有孩子，照此说，该是“二十而立”，可见不对。另一种解释，是孔子自己的说法，即“不知礼，无以立也”（《尧曰》２０.３），明顾宪成说，立不立，关键是知礼，只有知书达理懂人事，才 |